《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制定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大力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赓续城市文脉，加强历史文化街区、村镇和历史建筑的有效保护利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助力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

　　在当代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这一工作与“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理念构成深刻的理论呼应。这一结合不仅为非遗保护提供了理论指引，更明确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根本路径。非遗活态传承绝非单纯的实践探索，而是在“第二个结合”理论框架下，构建系统性文化发展工程的核心实践。在此背景下，探讨非遗活态传承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非遗活态传承的内在规律与价值逻辑

　　非遗活态传承的深层逻辑在于遵循其内在文化基因与价值规律，关键则在于精准提炼承载集体记忆与情感联结的核心文化符号，并以此筑牢社会公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文化认同感。从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的辩证关系出发，可从多维度探究其内在规律与价值逻辑。

　　从文化生态的视角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化生态系统，其生命力的延续并非源自孤立的技艺或形式，而是依托其承载的核心文化符号，这些符号是中华文明的精粹，是非遗“内核”的关键构成。当前我国设立的24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正是对这一规律的制度化实践，通过保护非遗生存的文化生态，确保核心文化符号不流失，实现了从单一项目保护到“内核+生态”整体性保护的范式转变。

　　从理论层面看，非遗活态传承需辩证处理三组核心关系：一是传统与现代的辩证统一，即在保持非遗本真性内核的同时，融入时代性的阐释与表达；二是保护与发展的动态平衡，既要避免过度商业化消解文化内涵，又要通过合理利用实现可持续传承；三是传承与创新的有机融合，创新必须建立在对核心文化符号的深度解码和创造性转化之上。

　　从文化再生产视角看，非遗活态传承需要建立完善的价值实现机制，包括文化价值的符号化认同机制、经济价值的市场化转化机制与社会价值的整合性实现机制。成功的非遗活态传承实践，通常能在上述三个维度上达成协同增效，进而强化文化认同。

　　强化非遗活态传承的多维赋能与机制创新

　　非遗活态传承的关键突破，在于借助多维赋能提升文化附加值，同时以机制创新实现市场多元主体的均衡配比与协同创新。多维赋能旨在提升非遗的文化附加值，市场主体协同则是激活其内在价值的关键机制。若任何一方功能缺位或协同失灵，都会致使非遗活态传承的“化学反应”失效，无法实现文化价值的有效转化。

　　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这为非遗借助旅游消费场景实现传播与价值转化提供了政策指引。在现实中，多地开展了这方面的探索实践。比如，浙江宁波慈城古县城的“赶集”活动通过将本地生活场景与非遗技艺创新结合，让游客在参与中感受非遗魅力，实现了客流量的显著增长，成为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的典范。类似融合不仅拓宽了非遗的传播边界，更重塑了传统文化在当代的表达。

　　加快发展文化产业，需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实现数智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发展新型文化业态。科技赋能借助数字化、智能化手段，为非遗增添了传播价值与传承价值。比如，上海市奉贤区柘林镇非遗陈列馆通过上线“随申办”APP实现线上预约参观，将奉贤滚灯、板晒制盐等独具地方特色的非遗项目进行数字化展示；《王者荣耀》《恋与深空》等网络游戏将极具视觉美感的国家级非遗引入虚拟世界，有效触达年轻群体。从数字化保存到智能化创新，科技赋能正在重构非遗传承的整个价值链。

　　产业赋能的核心在于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具备市场竞争力的产品与服务，实现从“文化符号”到“可持续资产”的跃迁。浙江“林栖三十六院”项目，以传统蓝印花布工艺为支点，整合研学、文创、演艺、节庆等功能，激活了区域发展；四川自贡灯会通过市场化运营与节庆IP打造，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收益。这些案例表明，唯有通过市场机制的有效配置与多元主体的创新协作，非遗的内在价值才能被充分激活并实现良性循环。

　　实现非遗活态传承的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构建

　　非遗活态传承的长期存续与活力维系，不能依赖短期热点效应，最终必须构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实现“传承—创新—转化—反哺”的闭环运营，通过内部要素闭环与外部环境协同，形成稳健的传承发展格局，实现长期稳定发展。

　　构建非遗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体系，需要从多个维度系统推进。此生态体系的核心在于“人”的参与，传承人素质的提升是非遗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当下，新生代传承人的“破圈”实践正重塑传统文化的传承格局，青年力量已然成为非遗“活起来”的核心驱动力。完善囊括学校教育、职业培训与社会传播的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是夯实此基础的战略支撑。

　　在机制层面，需构建“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传承人主体”的协同治理模式。政府的核心作用在于搭建政策框架、守护文化生态，着重于顶层设计、制度供给与保护区建设；市场层面，借助资源配置与商业模式创新等驱动价值转化；社会力量(如高校、研究机构、公益组织)则提供人才培养、技术支持与文化传播，在设计创新与社区赋能等诸多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比如，东华大学非遗研修班推动“传统技艺+现代设计”融合，并带动就业，便是社会力量参与的生动体现。这种完备且全面的协同网络，引领非遗活态传承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推进”。

　　此外，积极的国际交流为非遗生态注入开放活力与生长动力，国际合作是提升非遗保护水平的重要路径。如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等海外文化活动，将本土文化IP于海外全新塑造，不仅促进了文明互鉴，提升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更为非遗的国际化传播开辟了新径，以文化交流推动文明互鉴，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展望未来，非遗保护工作要在理论体系、制度框架与实践模式层面持续深化创新。尤其要注重处理好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创新、政府与市场等多重关系，推动非遗保护工作高质量发展，实现非遗从“文化遗产”向“生活资产”的华丽转身。这一过程需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指引下，构建完备的价值实现体系。唯有秉持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理念，在保护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方能让千年文化瑰宝在现代社会真正焕发新生，为增强文化自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不可或缺的文化力量。

　　(作者：曹祎遐 邓子璇，分别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意产业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